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拂晓就要进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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几经转手送到潘明祥面前一封信,要他把有关任长胜的记忆整理成材料,寄给某处烈士陵园,以供重写烈士传记参考。

潘明祥愿意作这件事。

他展开一张素纸,工工整整地写道:

任长胜,原名任评,生于日本山口县德山市。十八岁回到中国,二十岁参加革命,二十二岁到我军任副排长,当时是我连唯一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,唯一不是由士兵中提拔的下级指挥员……

“兹介绍任评同志到你连工作……”

潘明祥看了介绍信的开头,又看看面前坐着的白净脸、小矮个,戴着近视眼镜,一派书生气的青年,就把信往桌上一扔说:“欢迎你。我担任指导员以后,文化教员的位置一直空着。你一来就好办了。”

“指导员,”任评笑笑说,“请您往下看。”

潘明祥又把信从桌上拣起来,往下看。连长急不可待地问:“上边还写什么?”

“团首长批示要把他放到最基层战斗岗位上去,叫他当排长。”

“我这儿不缺排长,哪一个班长提上来都呱呱叫。”连长说道,“我们就缺个文化人儿!”

他抓起电话机,使劲地摇,大声地喊,说排长易找,教员难求,说驾辕的骡子不该去推磨……

任评坐在一边毫无动静,像谈的根本不是他。

连长突然把话停住了,张着嘴木在那里,好久才答应个“是”,快快地把话筒放下。

潘明祥问:“团部说什么?”

“派他当排长,是陈老总亲笔批示!”连长耷拉着脸说,“同志,你还挺有来头咧!”

任评站起来,像小学生般规规矩矩地说:“我在敌工科当翻译,陈军长行军时常和我们在一起,我顺便提了一下,希望日本投降以后,放我下连队去锻炼……”

“坐下,干革命么,什么岗位不一样?”连长还不死心,转着弯说,“指导员就是文化教员出身。”

“我不一样,”任评说,“我出生在外国,而且在剥削阶级家庭长大,参加革命后又在上层机关当翻译。我很需要到战士中和实际斗争中锻炼……”

连长挠着头说:“嗯,你都深入到我们连部来了,也算深入工农兵啦!”

“还是下到最基层彻底。”

本人的要求,又有首长批示,连长只好放弃奢望,派他上一排当副排长。说吃过晚饭就领他到排里去。

这天晚饭,通讯员打来的是煎饼、大葱、白菜汤。任评看见煎饼,惊讶地叫了一声,两只手捏着边提起一张来,看画似地看了半天,在边上咬了一口,又咬了一口,一边嚼着一边疑惑地摇头。看看别人都叠成叠,夹上葱,卷成个大喇叭往嘴里送,他才模仿着,卷好葱捅到嘴上。刚微笑着点点头,眼泪流下来了。

“生葱是这么辣的呀?”

连长、指导员、通讯员全笑了。

“总部里江南人多,不吃生葱的。”任评解释着,“这煎饼也没吃过,吃小米饭。”

潘明祥说:“你怕辣,可以把葱挑出来。”

“可以吗?”任评仔细地观察着煎饼里的葱,“我见你们人人都卷上,以为吃煎饼一定要卷它,就像蒙古人吃肉一定要配上茶,不然不消化!”

三个人又是一阵笑。

他打开煎饼,把葱拿出来放在桌上。又咬了口煎饼说:“这样好吃了。”吃了几口,他停下来思忖一阵,又把葱重卷进去。一边吃一边流泪。

连长说:“葱放在那里,我替你吃好了,不会白扔。你勉强吃它干啥。”

“不是的。”他辣得变了声音,“山东部队,人人都吃葱,偏我不吃,这一点就会和群众造成距离,还谈什么打成一片?”

潘明祥说:“这是生活小事么!”

“下来以前我就想了,在生活习惯上很要作些改变的!”任评认真地说,“就从这里开始。指导员,替我把名字也改一下吧。改一个当兵的听着顺耳的!”

连长说:“当兵的名字老一套,还不是张德标、李长胜……”

“我改名叫任长胜!”

任长胜下到排里以后,很出了一些笑话。紧急集合背包打不上了;夜行军绑腿散花了;战士们开玩笑说句粗话,他要反复问好几遍才弄懂,然后哈哈笑着还记到本上……

可是没过多久,人们谈到他时就丢掉了嘲笑的语气。休息时他把背包解开打上,打上又解开,把毛巾捂上眼反复地练习打绑腿。记到本上的战士俗语、土话,有机会他就用,用错了别人笑他也不恼,反而求人说个样子给他听。他这种把任何小事都认真对待的作风倒真有些奇,可这种“奇行”反引起了大家的尊敬,谁也不忍心再嘲笑他了。听到种种汇报,潘明祥对任长胜产生了又喜爱又赞赏的心情。

伏天,连续行军,又赶上雨季,部队拖得很疲劳。一些骡马都磨烂了背部,体质下降。碰到个水洼滑倒了就爬不起来。这天潘明祥有事拉在了后边,将近中午快赶上队伍时,碰上了任长胜。那是在两块高粱田之间的小水洼中。水洼边上堆着驮架和零乱东西,一头骡子在泥水中卧着。太阳像白热的铁球,悬在当头烤灼着大地。任长胜一条腿跪在水里,双手端着个日本式钢盔正一下一下淘骡子身旁的泥水,从戽到路边的水看,他至少已经淘了有半个小时了。四周静悄悄的,只听见哗哗的淘水声和粗嘎的喘息声。潘明祥走近跟前,看到汗水和泥水已经湿透了任长胜的全身衣服,连用线绳捆着的眼镜上也全是泥点。

“打它两下不就起来了!”潘明祥心疼地说:“用不着费这么大劲儿。”

任长胜显然没发现有人走近,听到话声一惊,认出是潘明祥就笑了。

“骡子的体力消耗得很厉害,”任长胜说,“再逼它使猛劲,就会把力气使僵。二连有个骡子就使僵了,站在那里像个石雕,拿刺刀扎它都不肯再动一步。”

说完他又弯下身继续淘水。潘明祥从他手里夺过钢盔,替他淘了一二十下,连喊带拽把骡子轰了起来。

潘明祥说:“你要掉队了。”

任长胜说:“不会,队伍就在这个村里休息,等着开中饭呢。”

潘明祥透过高粱稞看到一半里外确有个小村庄。

“这么近,大声一喊就听到了,你怎么不喊几个人来?”

“同志们很疲劳,很疲劳了。”他擦着满是泥点的眼镜说。潘明祥说,该提醒一排长,对这个老实人,格外照顾些。

把驮架备好,捆上东西,两个人边走边谈起来。

“你好像读了不少理论书吧!”

“马克思、列宁、毛**的著作都读了些。我先从理论上认识了社会主义,后来才找的革命队伍。”

潘明祥问他回国的原由。

“细说起来很费时间,心情也不愉快。总之没有个强大的祖国,在海外很受气,我忍受不了,回来了。”

“你是出生在日本吗?母亲是日本人,也受排挤?”

“就是入了籍,也要由于父亲的血统受歧视!”

“你回来求学的?”

“我是想把生命献给祖国,参加抗战。到了上海才知道抗战的也有好几家。有个国民政府,还有个边区政府,哪一面没有引荐也去不成。只好先进了学校。那是个教会学校,多少有点民主空气。我参加了个读书会,是地下***的。”

一个月后,任长胜第一次参加战斗,表现出乎意外的勇敢。他们排作为突击队攻击据点的北门。头天晚上看地形,壕沟后面只有一道鹿寨。第二天清晨进攻时,鹿寨后边却新拉上一道铁丝网。因为没带小包炸药和集团手雷,排长只好用马刀去砍。没砍断两根,就挂了重花。接着上去一个战士,刚一举马刀又中弹牺牲了。任长胜第三个冲上去,在枪林弹雨中四处挂花,一口气砍了七十几刀,为突击队打开了冲锋道路。虽然在等待时伤亡了几个人,可没有影响向续部队扩大战果。一个知识分子初上战场就这样骁勇,战后大家把他评为战斗英雄。评选材料刚送到支部,他的一份检讨书也送来了。他在检讨中说,这次造成不应有的伤亡,责任全在他。看地形时,他发现鹿寨后边有几很桩子,曾提出是不是敌人要拉铁丝网的立柱。可是排长说国民党一向不拉铁丝网,日本鬼子才弄那东西,这可能是伐树剩下的树桩。他就放弃了自己的看法。第二天清晨攻击前,他不放心,又建议再侦察一次。排长和几个老班长都说来不及了,也没必要,他就又收回了自己的建议。还有一点,他说自己是怕死的,排长倒下后他没敢紧接着跟上去。战士跟上去,牺牲了,他被耻辱感烧得心疼,这才一咬牙冲上去。

支部研究了他的检讨,仍然报请他的英雄称号,并让潘明祥和他谈一次话。

潘明祥对他说:“你的检讨虽然夸大了自己的责任,可是很诚恳、很坦白,能接受教训就好。依我看,这还是知识的分子通病,太顾及个人自尊心。一事当前,为面子考虑多,为革命事业的后果就考虑少了!为什么不敢坚持自己的意见呢?无非是怕别人笑自己不懂装懂,过分小心。其实自己认为对的就该坚持。打仗比不得坐机关,这是要流血死人的!”

任长胜难过地点点头说:“以前我爱读托尔斯泰的作品,总想着道德上的自我完成。因此,考虑品格锻炼多,考虑工作效果就少了。”

潘明祥说:“至于说怕死,英雄并不是他没感到恐惧,而在于他战胜了恐惧!只要不被恐惧吓倒,就是好汉子!”

谈话的结果,任长胜接受了荣誉称号。庆功会一开过,他就跑到村外松树林里,把胸前的红花解下来挂到松树上,向战场那个方向敬了个礼,坐在草地上不出声地哭了一场。

一九四八年洛阳战役时,任长胜已经是个有战斗经验的排长了,以细心侦察出名。

进军洛阳途中,找向导的战士在山沟里碰到个国民党逃兵,连冻带饿已经半死了。问他什么都摇头。他说的话战士也不懂,就把他带了回来。潘明祥问他话,他也是摇头,嘴里哇啦哇啦说了一阵,大家也还是不懂。那个逃兵又说了几句,不知怎么一来,任长胜听懂了。

过了一会儿,任长胜翻译说:“他是青年军二〇六师的士兵。长官下令叫强扒老百姓的房子,他不忍心干。长官打了他四十军棍,他一赌气开了小差。他怕老百姓看见他,把他打死,出来后钻山沟,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。”

那个逃兵拿出了符号和带照片的证件,他叫林大山。

连长看完证件,吩咐炊事员给他两张烙饼,对任长胜说:“留他两天吧,目前我们在行动中不能暴露运动方向,马上放他走不合适。别人不懂他的话,就把他交给你带着。”

任长胜和林大山谈了一阵,回来向连长汇报:“我讲了俘虏政策,他说既被我们抓住,当然听我们处置,就希望我们不要强迫他再当兵。他要永远脱离内战战场。”

连长说:“看样子不像大老粗。”

任长胜说:“青年军招的全是初中以上的知识分子。他是台湾人。日本投降前一个月,被征召入伍,在日本军队服役。日本投降后,国民党送日本军人回国,却把台湾人全编到他们7部队来了。”

连长把嘴咧得老大,说,“乖乖,你真不简单,还懂台湾话!”

任长胜说:“我跟他说的是日本话。刚才他说台湾话,咱不懂,他又改说日本话,我才听懂!”

潘明祥悄声对任长胜说:“他懂普通话,不信你注意观察!”

排长平时和一班生活在一起,任长胜就叫林大山跟在一班后边行军。

这个林大山,看样不是个利索人,又在山沟里滚了几天,浑身又是泥又是土。而且一边走路一边搔痒,一看就知道生着疥疮。一班长一边走路一边捂鼻一子,只是碍着排一长面子,没好骂出来。

晚上烧洗脚水的时候,任排长吩咐多烧一锅。大家都洗完脚,他吩咐一班长找卫生员要一包疥疮膏来,就拿着自己的毛巾、肥皂,领着林大山进了灶房。一班长取来疥疮膏,灶屋的门已经从里边插上了,隔着窗户,只见水气腾腾,火光通亮。他扒着窗户往里望,见任长胜正帮那个俘虏兵洗澡,俘虏兵脱得赤条条地蹲着,任长胜挽着袖子替他搓背。一班长喊了声“报告,药来了。”就蹲在一边去生气。

门开了,任长胜擦着汗走了出来。

一班长把药膏往任长胜手里一搡,说:“我有意见!”

“有意见就提呗!”

“你不是带了个俘虏兵,你带了个爹!”

“咦,火气还不小!好,咱们谈谈,不过小声点。”

“小声干啥,我还怕谁听见!”一班长说,“行军、带哨累得你一躺下就哼哼,可你还自找外差!”

“这怎么算外差?班里哪次来了解放战士你不是黑天白日忙。补衣服吧,盖被子吧,行军连背包你都帮着背。怎么我干这点事就不行了?”

“那是新战友,这是个啥?对俘虏不侮辱,不搜腰包,来去自由就够讲政策的了。干啥弄这一套!”

“俘虏跟俘虏不一样。”

“怎么不一样?他就是比别人更脏点。”

“他是开小差出来的。这跟机关枪欢迎过来的不一样,对不对?”

“就算对,又怎么样?”

“从国民党那儿开小差,这得有点反抗精神;因为不愿坑害老百姓挨了打,这得对人民有点同情心。一个对国民党反抗、对老百姓同情的人,要不要搞个统一战线呢?”

“我说不过你。”

“说不过就帮我把工作做好!”

“你还要我干什么?”

“多作宣传工作,用行动。要体现出我们是人民的军队,对人民满腔热情。”

“我执行命令,要叫我像对老乡们那样打心里亲热他,我办不到。”

“按革命利益需要的做。至于感情,我也在克制着自己的某些感情呢!”

林大山经过这么一洗,又吃了热乎饭,脸上有些活人气了。两只眼睛以拘束、歉疚的神情代替了惊恐的神气,可仍然一声不响。直到睡觉时,他指着草铺,自卑地笑着跟排长说了句外国话。排长点点头,把自己的背包打开,紧靠墙根铺好。林大山鞠躬行礼的说了一阵,躺了下去。任排长紧挨着他躺下,身上只盖了件棉大衣。一班长嗓子眼狠狠地哼了一声,把自己的被子撩起一半扔到任长胜身上,噘着嘴扭过身去。任长胜轻手轻脚把被子掀下来,又都盖在了一班长身上。

一班长头也不回地说:“你不冷啊!”

任长胜凑到一班长耳朵边小声说:“那个人长疥,爬上虱子要传染你!”

一班长猛地一使劲翻过身来,冲着任长胜说:“他的虱子偏不咬你?”

“我给了擦药时自己身上也沾了硫磺味,虱子不敢靠身了。”

明知黑地里排长看不见,一班长仍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,又压住了火气说:“你这个知识分子,哼!”把被子仍然给他盖上。

一班长虽然生气,第二天还是捏着鼻子照顾俘虏兵。他习惯于执行命令,也不忍心太劳累排长。班里的同志尽管满肚子不情愿,可他们不光心疼排长,也不愿班长太累着。这一来倒真显得热气腾腾了。俘虏兵大腿根打烂了,一沾水就痛得龇牙咧嘴。过河的时候,任长胜刚伸手要背他,班长就抢了过去。他还没背上背,战士们又挤走了班长,抢到自己背上。

那俘虏兵眼神已不是歉疚和拘束了,变得深沉、严肃,像是在思考着什么恼人的问题。

这一天,只走了五十里地就宿营了。吃过饭连里下令休息,自由活动。任长胜就招呼林大山到村外挖野菜去。

他们走近一片青翠竹林边上,任长胜慢慢站住脚,呆呆地出神,手中的挖菜小铲落在了脚前。

“排长先生,”林大山用日语说,“您的工具掉了。”

任长胜说声“多谢”,弯腰捡了起来。两眼闪着异样的光彩:“看见竹子,想起我的妈妈,她正一个人生活在我们那满是竹子的庭院里呢!”

“您的家也在南方?”

“在日本。”任长胜望着天边缕缕白云说,“那里有好多竹林啊!往房后的山上望去,不论冬天夏天,满眼碧绿。房前几十步就是海,又是一片澄蓝。一阵雨过去,空中没有尘埃,地上不见泥泞,连空气仿佛也带着透明的青绿色。”

林大山说:“我的家乡也有竹林,有海。”

“那里的人爱竹子。裱糊屋子时,在两层薄薄的壁纸中间都要加上一簇簇、一片片的鲜竹叶。绿竹叶透过雪白的壁纸显现出来,坐在屋里就像坐在雪后的竹林中。夏天,有风的夜晚,躺在榻榻米上总也弄不清哗哗响着的是竹声还是水声。”

“我也听过那种声音。日本和中国有许多相像的地方。”

“我从小就会唱一支歌:

啊,竹子,竹子,

摇曳着鹤翅般的枝叶,

是给月亮擦脸吗?

林大山接下去背诵:

我不是给月亮擦脸,

我在学姑娘们的舞姿。”

两个人不约而同地对望了一眼,都从对方眼睛里看到了隐伏着的乡愁。刹那间横在两人之间的无形冰障融化了。两颗心靠近了。

“您是华侨?为什么回国来了?”

“我爱日本,爱妈妈,爱我童年的伙伴。可是没有一个富强的祖国,在哪里连呼吸也困难啊。”

“你说的我懂,我懂。听你的口气,令尊大概不在了吧?令慈怎么舍得你?”

“没有祖国的尊严,也就没有民族的尊严,母亲明白这个。她赞成我把生命献给祖国富强的事业。她爱日本,也爱中国。”

林大山沉默下来,一阵踌躇,终于放胆问道:“排长先生,我可以问一句话吗?”

“为什么不可以?”

“你们抓住我这个敌人的逃兵,不仅不侮辱,反而超乎寻常地关照,到底为什么?是想从我嘴里换取情报?”

“不,我们知道你懂普通话,连这点都不挑明,还提什么换取情报?”

林大山愣了一下,改口用中国的普通话说:“你们怎么知道我懂普通话?”

“我们指导员早说了,二〇六师主要成员是关中河南的知识青年,你不懂普通话怎样接受指挥?”

林大山羞惭地低下了头。

“你没见我们怎样对待老百姓吗?”任长胜说,“我们的目标是解放全国人民,改造自己的国家。既然这样,当然把全国人民都看作自己的兄弟。你脱离了反动军队,也就成了人民啦!”

“先生,请原谅我,”林大山握住任长胜的手,嘴角颤抖着说,“你给我洗澡、擦药,把被子给我盖。你的士兵背我过河,我始终认为是在对我使诡计、耍手段。我不仅毫无感激之心,反倒更加警惕,更加担心了!真对不起你们。现在我明白了,你们为了信仰,可以排除个人感情上的喜恶,我尊敬这种精神。请你把我带到边部去,为了表示我的敬意,我情愿提供我所知道的一切。”

任长胜转身领着林大山到连部去。

林大山在连部,把洛河桥头的工事设施画了一张草图。他说明,他们是一个班修一段,各班不许乱串。他就知道他所修的这一段。

连长握着他的手说:“谢谢你。”

林大山说:“不要说这话,我不懂政治,更不能判断社会主义是好是坏。只是你们对信仰的忠诚态度感动了我。我相信,由这样一群有忘我精神的人组成的军队,一定会达到目标的。但愿你们的主义真能救国。我们台湾人任人宰割了五十年,祖祖辈辈都盼望自己的祖国强盛起来呀。”

潘明祥说:“我相信全国人民,终究会认识到,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!”

连长拿出林大山的证件,交还给他,说:“我们马上要进入阵地了。今晚上请你到连部来吃饭,然后你就可以去你要去的任何地方。临走前我们给我开路条、拿路费。”

林大山想了想说:“如果我再留两天,有妨碍没有?”

“有事情吗?”

“我想再对贵军多了解点儿,当我回到台湾的时候,能对人们介绍得更准确些。”

“我们欢迎。”

部队进入了洛阳外围的集结地。夺取洛河桥是外围战的重点,连长向上级把这个任务要求到手,派一排担任主攻。林大山就是从桥头跑出去的,他画的草图也正是这部分。听说任长胜要去看地形,林大山自愿担任向导。经连部批准,任长胜、林大山和一个战士半夜就出发了。

整整过了十二个小时,直到第二天中午,三个人都没有回来。连长很不放心,排里的战士也怀疑林大山靠不住,就派出两组人去寻找。下午四点,一组人空手而回,另一组背回了战士的遗体。看得出是从背后中弹,又爬了很久,死在路旁的。任长胜和林大山却杳无音信。

大家议论:任排长对林大山太轻信了,显然是遭了暗算。

“书呆子!警惕性不高!”连长又气又急,在院子里来回转着圈子说,“抓住那个台湾小子,我拿刺刀捅了他!”

潘明祥说:“事情还没弄清楚,你先别着急么!”

直到天黑也没有消息。拂晓就要进攻,连长对林大山画的那张草图也有了怀疑,决定亲自再去侦察一次。这时,几个战士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地闯进门说:“报告,任排长回来了!”

潘明祥忙问:“就他一个人吗?”

战士们说:“不,两个人。林大山背着排长回来的,排长挂彩了!”

大家蜂拥出去。卫生员闻讯已扛来了担架。大家帮助把任长胜放在了担架上,任长胜撑起半个身子叫道:“先让我报告!”连长喊道:“先去包扎,报告来得及。”潘明祥和大家随着担架一起往卫生员的小包扎所走。连长看见林大山拿着支中正式步枪,而任长胜的枪没有了,就问:“你们上哪儿去闹了一整天,叫我们好担心。”林大山说:“我们被俘了。”

“什么什么什么?”连长马上站住脚,拉住林大山小声说:“跟我到连部谈去。”

原来情形是这样的——

看完地形,任长胜怕有隐蔽的火力点没有发现,就布置了一次火力侦察。他和那战士从两个方向,各打了一梭子弹,几个地堡都还击了,没遗漏什么。他们正要回身撤走,冷不防从背后山坡上打来一梭子重机枪。林大山正卧在一块凹地中,当他看清背后山脚下有隐蔽的地堡时,任长胜和那个战士全中弹倒下了。正面地堡蹿出来四五个人,先下了任长胜和战士的武器。他们发现林大山,刚一举枪,林大山举起手喊:“我是自己人,二〇六师的!”敌人围了上来,他们验了林大山的证件,问他怎么跟共军混到一块去的。林大山看到对方穿的是保安团的军装,知道换了防,就说自己奉命去抓民夫,误打误撞叫共军抓住了。他们在押解自己的途中迷了路,又把他押回到了这里。问共军有多少人,什么番号。林大山眨了眨眼:“谁听说过军人对俘虏交代自己番号的?”正说着,搜查的人报告打坏腿的那个人并没死。他们就抬着任长胜、押着林大山一起进了坑道,把他俩关在一个备用的空地堡里。

敌人为了要情报,对任长胜用了刑。任长胜连自己的姓名都不肯说,敌人只好把他吊在梁上,扫兴而去。

在敌人折磨任长胜的时刻,林大山蹲在地堡一角,头埋在膝盖上,用拇指塞住耳朵。就这样也还是后背发冷,战栗不已。审问的人走远了,他慢慢抬起头来,已经满脸是泪了。

他用袖子擦擦脸,手哆嗦着从口袋里掏出半盒烟,朝门口的哨兵递过一支去,说:“弟兄,给个火儿。”

哨兵往两边瞅瞅,接过了烟。

“出去抓夫,你怎么敢离群儿呢?”哨兵说,“这下子,四十军棍跑不了啦。幸好你是中央军,要也是杂牌,我们连长先就给你一顿鞭子。”

“弟兄,”林大山朝任长胜歪了下头,“挂彩的人,再这么吊着不就完了?都是吃粮当兵的,想法儿给他松松不行吗?”

哨兵没言语,喉头的锁骨动了动。

“都是中国人,当兵的跟当兵的有什么仇!谁保的齐不当俘虏啊!我叫人家抓住,人家可一个指头都没碰我!”

“当官的要这么办,小兵能说啥!”

“身在公门好修行,前线上枪子有眼呢!”

“你要行好,咱交个朋友。装看不见就是了。绳子可不能松,给他脚下垫两块砖吧,墙根下有。”

哨兵转身去望风,林大山给任长胜脚下垫了三块砖。任长胜低声用日语说:“水,给我喝口水。”

林大山把半包烟全给了哨兵,托他弄来一茶缸凉水。背着哨兵,端到任长胜嘴边去喂他,悄悄用日语说:“我没法报答你对我的关照,心里很难过。不久我要被押回青年军去了,你有什么事,赶紧对我说。我只要死不了,决不忘记替你办!”

“见到我们的人,替我报告一声,我没有玷污革命战士的荣誉。”

“记住了。”

“我没有完成任务,请上级给我处分。”

“你?”林大山哽咽地问:“你就没有一点自己的事要我办吗?”

“这全是我自己的事。”任长胜微笑了一下,“我回国来就是为了把自己的生命献给国家富强,民族复兴的事业。求仁得仁,我很满足了。只可惜我找到革命部队太晚了,战斗的时间这么短,要能再参加战斗多好,哪怕再给我一次冲锋的机会呢!呐喊,厮杀……”

林大山第一次看到任长胜的眼睛里滚动着泪水。

“我懂得,你是幸福的!”林大山一半安慰对方,一半自我感叹地说,“你们活着有目的,临危也有慰藉。可我不论活着还是死去,都像一片扔在河水里的落吐,毫无目的,身不由己地旋转、飘流,没有人认真地看它一眼。从我走进社会,头一次被当作人待,就是跟你们一起的那几天……”

外边有零乱的脚步声,林大山闭上嘴,又躲到角落里去。

敌人连长站在地堡外宣布,送林大山回青年军发落,叫他顺道把共军战俘背到保安团团部去。一个匪军押解着他们。

天黑了,飘着牛毛细雨。林大山背着任长胜在战壕里行走不便,押解的匪兵急着回来交差,叫他们爬上战壕,沿着洛河大堤行进。大堤上不时有游动哨,匪兵答了口令就放行,并不查看。

押解的匪兵在他们后边有五六步,任长胜在林大山耳边悄悄地说:“朋友,咱们要永别了!我现在才感到生命多么宝贵,多么不该浪费它!你还有大半生的岁月,认真考虑一下怎么活得更有意义吧。这么腐败的政府,这么反动的军队!随着这样的浊流会飘荡到什么地方去呢?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,都应该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到改变祖国命运的斗争中去!”

林大山没有出声,把背着任长胜的两只胳膊用力的紧夹了一下。

押解的匪兵靠近了,林大山说:

“兄弟,方便一下。”

“懒驴上磨,你利索点!”

林大山把任民胜放到地上,用手悄悄捏了捏他的手,走出两步,蹲了下来,两手在地上摸索,不一会儿触到了修工事扔掉的半截砖头。匪兵见半天没动静,就粗声粗气地吆喝:

“你在那儿磨蹭什么?拉线儿屎啊?”

林大山说:“那河里有个什么东西,一闪一闪,怪吓人。”

匪兵走到岸边,问道:“在哪儿?”探头往下看。林大山忽地一下跳起来,拿半头砖朝他头上砸去。任长胜用尽力气抱住了匪兵的两条腿。那匪兵叫了一声,双手端起枪。林大山朝他头上又砸了一砖,夺过枪,狠狠地朝他脑袋上砸了一枪托,那匪兵跌到河里去了。

任长胜力气用尽,也失去知觉。

林大山把枪挂在脖子上,背起任长胜,转身朝远离河岸的方向疾走。终于逃出了敌人防区。

卫生员给任长胜检查完伤口,报告说,大腿腓骨被机枪打断,肋骨有两处受刑时被刺刀挑断,两腋全是炭火的烧伤,必须马上送后方医院。潘明祥命令派担架送走,任长胜却说:“情况全在我肚子里,我哪能走呢?”

潘明祥说:“你看,这样子能参加战斗吗?”

正说着,连长和林大山挤进屋里来,林大山穿了一身崭新的解放军军装(是连长把自己保存着的送给了他)。大家一见,热烈地鼓起掌来。林大山向任长胜敬个礼说:“报告排长,新战士林大山向你报到。”

“オメデト。[注释1]”任长胜脱口而出,说了句日语祝贺他。两人握住的手好久没放。

潘明祥说:“这回你可以安心走了吧!”

“能不能叫我在这里等着,听到你们占领桥头的捷报再走?”

“不能!”连长斩钉截铁地说,“占领阵地后,我派人骑马追到路上去向你报捷,可你不能留在这儿等着。”

当集合号吹响,部队向前沿运动时,担架抬着任长胜向相反的方向走去。任长胜趴在担架上,把头翘得很高很高,望着拂晓渐渐消失的人影。随后,又躺下来,凭着传来的枪炮声、呐喊声判断部队的战斗情况。太阳散落红彩,燃得白焰灼目的时刻,林大山骑着一匹卷毛白马刮风似地撵上来,直跑到担架旁喊着说:“战士林大山奉命向排长报告:我连经过十五分钟战斗,确实占领桥头阵地,没有伤亡。”

等任长胜出院时,部队已经开到淮海前线了。

任长胜到达连队,升任了副连长,潘明祥调到另一支部队去作营教导员。大家把潘明祥送出村外,潘明祥招呼任长胜陪他再走几步。

这是冬天的一个早晨。淮海平原上一片雪白。初升的太阳把他俩的影子拉得很长。清冷、新鲜、甜滋滋的空气使人浑身力量充沛,精神抖擞。

默默地走了一段路,潘明祥问:

“你对入党是个什么看法呢?为什么从来没听你表达过这种愿望?”

“我认真地考虑过。”任长胜低声、诚挚地说,“党是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无产阶级的先锋队。可我头脑里至今还有许多小资产阶级的思想。这些东西没清除以前,如果入党,对党、对我都是不负责任的!”

他走了几步路,又补充说:“我说的小资产阶级思想,不仅指对事物的看法,还包括感情方面的一些东西。这改造起来要慢一些。”

潘明祥没再说什么,临到分手,才满怀深情地说:“我赞成你这种严肃态度,希望你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。”

从那次分手,潘明祥再没有见过任长胜。只从简报上见到了他在一次次战役中英勇作战的记载。一九四九年六月初,任长胜牺牲在上海市四川路桥上。牺牲时是连长、战斗英雄、二等功臣,仍然没有入党,而且连一份入党申请书也没写过。

老战友们回忆起任长胜,对他的看法不一致。有人说,在入党问题上他也是太书生气。我们许多人都是带着一些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走进党内来的,经过长期的锻炼改造,才逐步无产阶级化。按他生前的表现,已经具备入党的条件了。也有人认为,不少人明知道自己身上共产主义的东西很少,也没有认真改造的诚意,却偏要硬挤进共产党内来。相比之下,倒是任长胜这种老实态度更值得敬重。

林大山在解放后当了某工厂的领导人。“***”得势时,因为他曾在日本军队服役一个月,被打成“忠实为帝国主义服务、双手沾满人民鲜血”的“刽子手”。为了打倒他,把引导他参加革命的任长胜也株连上。说任长胜既是“日特”又是“叛徒”,伙同林大山叛变投敌又潜伏回来。他们冲进烈士陵园,砸了任长胜的墓碑,焚烧了有关任长胜的传记资料。

这些,潘明祥是听说的。他想,今天既然要自己整理任长胜的材料,大概对林大山也该落实政策了吧。

一九七九年

[注释1]即恭喜恭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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